靜心，成就大業
靜心，是父親任摩遜、母親程遠昭給任正非最好的熏習。這讓任正非性格中有種獨特的清靜。他不喜歡話多的人。多話常常是一種干擾，干擾了那顆做大事需要的靜心。誠可謂，世間沒有小人物，只要發大心，就是大人物；世間沒有大問題，只要虛其心，就沒有大不了的問題。
在創業，“一次正式的進軍”之前，任正非已具備了所需要的所有東西，等待的只是挑戰或者喚醒。
任正非家的生活艱辛，“親親”之愛卻異常富有。父親任摩遜放下名利，專注教育，把家安頓好，就是匹夫對國家安頓的擔當。那份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具備的。任正非就沒看過父親發急過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他意識到了那是一種對人和社會本質的把握。“文革”中，他學著父親的“不要隨大流”，靜下心來，發現了主義盛行的中國最需要的是科教興國。他把自己的心神，都收到科學技術上來了。而日后的華為正是 沿著科技和教育這兩條軌道前行。
都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母親程遠昭卻常常能在沒有米的窘況中，不斷變換出希望來。作為老大，他更多地觀察和體味到了母親的不易。他發現母親最重要的品質是有一顆靜心。母親話少。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，每做一件事時，都那么全心全意。母親的靜心擔大任，給任正非很強的啟示：“無事心不空，有事心不亂，大事心不畏，小事心不慢。”
這種性格的形成，推助他日后創建華為并把華為帶領進數一數二的公司行列中。
在任正非成長的家庭中，雙親給了他無盡的愛。一家人的關系是如此密切，以至于任正非在后來對員工的評判標準中，將孝順放在首位。他的那篇《我的父親母親》，也一直為中國商界所傳頌，影響著一代一代的企業人。
中華文化的根在家庭倫理。孟子根據中國人的生命體驗，提出了一個愛的次第：“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”“親親”，為愛自己和家人，這是愛的基礎層次。放到公司層面，就是說要愛員工。如果一個人不愛自己和家人，他要去做對人類有益的事，就大值得懷疑。
孟子提出的第二個層次是“仁民”，放在今天公司的背景上說，就是“愛客戶”。能愛家人，就能愛員工，才能愛客戶。把員工當成家里人，愛他們，才能激發他們的能量。在愛的氛圍中長大的任正非，深深體會到愛的能量。他把這些愛無保留地給了他的員工，協作商以及客戶。
第三個層次才是“愛物”。這個可以是企業追求的規模、利潤和成長。現在大多數企業家直接“愛物”了，結果由于家庭內部和公司內部的問題，使公司不斷遭受危局。任正非“愛物”愛得很熾烈。在還是2萬元起家的小公司的時候，他就要挑戰世界 巨頭，要成為中國第一。不過，他的“愛物”恪守“愛的次第”。不然，他既要挑戰巨頭，又要防范內患，哪里還有那份心志！
有太多的中國公司都忙著去“愛物”了——利潤和規模，而任正非卻恪守著愛的次第。 20多年來，華為造就了幾千個收入過1000萬元的高管，造就了幾萬個收入過500萬元的主管，造就了是十萬個收入過100萬元的員工。任正非的成功得益 于他對員工的尊重。華為實行全員持股計劃，普惠了為華為做出貢獻的員工。任正非曾感慨地回憶那段艱苦歲月：“我的不自私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，華為之所以這 么成功，與我的不自私有一點關系。”
的確，任正非在他母親身上見證了什么是“舍己從人”。她眼里只有孩子們和丈夫，唯獨沒有自己。她放下了強大的自我，聚焦到少部分人，以他們的呼吸為呼吸，以他們的心跳為心跳，而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每一個人的能量，她也就顯得能量源 源不斷。任正非從母親那里學習到這一招，終生受用不盡。他養成了與他人分享奮斗成果的習慣，不留戀財富，愿意與別人分享奮斗的成果，為此不惜不斷稀釋自己擁有的股份，以團結和激勵更多的人為實現理想。
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后來華為發展出來的商業模式，那就是“舍己從人”。任正非從來不懼巨頭，因為巨頭尾大不掉，不會去關注客戶近期的需求。任正非反其道而行之，把目光鎖定在客戶三個月的需求上。他會集中整體力量，去把握客戶的心跳和呼吸，與他們共呼吸，結果往往能把巨頭的客戶轉化過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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